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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大学应以文理为中心
时间: 2019-04-16

陈平原:大学应以文理为中心

 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

二十年前,在日本访学,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谈及院系设置,东京大学是法学部、文学部、经济学部、教育学部、医学部、理学部、工学部、药学部、农学部;京都大学则是文学部、教育学部、法学部、经济学部、理学部、医学部、药学部、工学部、农学部。问为何排列次序不同?答曰:谁的力量大,谁就排在前面。这当然是玩笑话,可仔细想想,如此“惯例”,其实不无深意。

查中国教育史料,1902年颁发的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,称大学分科“略仿日本例”,政治科第一,文学科第二,格致科第三,农业科第四,工艺科第五,商务科第六,医术科第七。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《大学令》则规定:“大学分为文科、理科、法科、商科、医科、农科、工科”,且“大学以文理科为主”。这第二、第三条,比起“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、养成硕学闳才、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”的第一条来,更能体现主持制定此法令的蔡元培总长的学术立场。此后的北京大学,或文、理、法,或理、文、法,或“本大学现设理、文、法、医、农、工六学院”(1947),或废除学院,改成数学力学系为首的12学系33专业(1952),不管如何变化,历史上的北京大学,从没像东京大学那样,把法学院放在文学院或理学院之前。

最近二十年,中国大学风起云涌,院系的排列方式千差万别。校长们都说,本大学每个院系都很重要,可真到了切蛋糕、分资源的时候,你就明白学校发展的重心所在。所谓“一碗水端平”,那是说给小孩子听的——不只做不到,而且也不合理。我关心的是,各大学在推介自己形象时,最想突出的是什么。

与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北大略有不同,如今的北京大学排出如下阵势:理学部、信息与工程科学部、人文学部、社会科学部、医学部。工学被提到了人文学前面,好在打头的还是理学,而不是管理学。再看清华大学的官网,其学院分左右两边排列,左边是建筑学院、土木水利学院、环境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、航天航空学院、信息科学技术学院、理学院、材料学院;右边有经济管理学院、公共管理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人文学院、社会科学院、法学院、新闻与传播学院、五道口金融学院、美术学院。大概图表不太好表达,本属理科的生命科学院以及医学院,最后被甩到了右边,显得有点不伦不类。理工科怎么排列,我没有发言权;但将“经管”排在文科院系的首位,总让人感觉不太舒服。

清华的排列方式并非偶然,甚至可以说,此举无意中透露了今日中国大学的主流趣味。若考虑到政府鼎力支持的“常春藤大学”(俗称2+7),其中传统的“综合大学”只有北大、复旦、南大三所,其余的,或以工科为主干(清华、浙大),或基本上就是工科大学(中国科技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),你就明白今天的中国大学是如何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”,以及为何普遍讲求“实用”而蔑视“玄虚”、看重“经费”而忽略“精神”。

谈论大学的重心何在,首先看工作目标。若以培养人为主(知识、道德、情怀),则文理优先;若以课题经费或科技发明论英雄,则商科或工科更为长袖善舞。具体到院系排列,到底是文学院在前,还是理学院优先,这都没关系;只是不该将商学院或工学院置于整个大学的中心位置——除非你摆明办的就是“财经大学”或“工业大学”。

院系排列只是表象,关键是办学的理念,以及所谓的“大学精神”。我当然不会愚蠢到一看浙江大学的架构里“人文学部”在前,就断言其比北大更重视人文学;也不会一听台湾大学以文学院、理学院打头,就认定其比港中大更有人文情怀。但我明显感觉到,在学科目录调整,以及“梁山泊英雄”重新“排座次”的过程中,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位置在逐渐退后——只不过有的明说,有的暗示,有的则是曲里拐弯传达出来。

此乃一时风气使然,作为校长、作为教授、作为学生,你都很难完全置身度外。那天查《香港中文大学概况》,发现中大以“文学院”打头,而不像香港大学那样让“建筑学院”领军,很是欣喜,以为是“博文约礼”的校训在起作用。仔细一看,不对,是我多情了。港大、中大排列院系的方式,是按英文字母顺序。“排名不分先后”,如此苦心孤诣,自然是为了回避矛盾。

不说办学理念了,就说“虚名”吧——让文学院、理学院重新抖擞精神,站在队伍的前排,又有何不妥?多年来,我不断写文章,批评的正是“目前的中国大学太实际了,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”。我当然明白,重回19世纪纽曼(John Henry Newman)的“大学的理想”,已是不可能的了;但请记得雅斯贝尔斯(Karl Theodor Jaspers)的提醒:大学“生存在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”中,而“不成功的教育管理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,一直要影响几十年”(《什么是教育》中译本140页、143页,北京:三联书店,1991)。

什么叫“不成功的教育管理”,在我看来,就是眼下这种只见数字不见人、只讲市场不谈文化、只求效益不问精神,努力将“大学”改造成“跨国企业”的管理模式。在这个过程中,很多学科都受伤害;而受伤最严重的,非人文学莫属。